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量的迅速擴大，我國電力行業開始高速發展，并將發展勢頭維持至今。其間，我們獲得了經驗，也得到過教訓；在肯定我國電力行業發展成就的同時，也須意識到當下的困難和挑戰。2014年6月，在財經領導小組六次會議上，習總書記創造性提出“四個革命、一個合作”能源安全新戰略。“四個革命”即能源消費革命、供給革命、技術革命和體制革命，從這4個方面加以審時度勢，透視改革開放40年的中國電力行業，將更有利于我們總結過去，更好地紀念改革開放，并有信心開辟電力新未來。 一、電力消費持續增長，用電結構明顯改善，經濟與能源的創新互動仍有較大潛力 回顧電力消費40年，我國全社會用電量躍居世界首位，用電結構和電耗亦持續改善，但由于重工業化結構的蘇聯模式仍然呈現明顯慣性，全面統籌協調經濟建設與能源發展一直存在較大難度。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結構對應的產業電量排序經歷了從“二一三”到“二三一”，再到“三二一”的調整，電力消費彈性系數,也經歷了由小于1到大于1繼而降至小于1的“A”型發展。通過產業結構調整促進電力消費結構優化，三次產業及居民用電結構表現出“兩升兩降”的特點，即、二產業用電占比雙降，三產及居民用電占比快速上升，用電結構從1986年的6:82:7:5演變為2017年的2:70:14:14。“六五”至“九五”時期，我國尚處于工業化初期，全國電力供需整體緊張，表現為經濟增速普遍大于用電增速（除“七五”時期，經濟過熱導致嚴重通貨膨脹，經濟增速明顯下降），嚴重缺電成為制約經濟快速發展的瓶頸。從用電量增長貢獻率的角度看，“七五”至“九五”期間，二產對用電量增長的貢獻率居首但快速下降，三產和居民貢獻率快速上升。其后，2002~2007年連續6年全社會用電量增速均超過11%。與此同時，二產用電量在“十五”至“十一五”期間成為拉動全社會用電量增長的主力。“十二五”以來，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電力消費由粗放型高速增長向中高速轉變，電力彈性系數降至1以下，即為了支撐經濟增長1%，電力消費增速僅需增長0.8%，較“十五”和“十一五”電力消費彈性系數分別下降了0.5和0.3。 這表明，在推進能源革命的過程中，電力應適度先行的歷史規律，還需引起重視，不能在富余時掉以輕心。尤其在當前貿易摩擦加劇、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加的形勢下，經濟運行存在下行壓力加大的隱憂，但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持續升級及電能替代的深入推廣，高端裝備制造業、第三產業和居民用電正在成為拉動用電增長的“三駕馬車”。這表明經濟與能源的創新驅動和互動仍有較大潛力，這個空間也是能源革命的著力點所在。 二、供電能力穩步提升，電源結構日趨多元，大力推進煤炭清潔利用下煤電需保持主力 改革開放40年的電力發展帶有明顯偏重供給側的特征，這與當時資金等資源不足所形成的輕重緩急的取舍相關。這也使得目前我國從克服了長久以來的電力短缺，開始由增容量向調整結構與優化布局的歷史性轉型。截至2017年底，我國在總裝機、水電、火電、風電和太陽能裝機容量和核電在建規模等方面均處于世界首位。 從歷史傳統看，火電，尤其是小火電由于其建設周期短、見效快、成本低而取得了高速發展，可以相對全面地滿足快速解決電力短缺的要求，而大型水電基地建設由于生態環保要求高、移民安置成本高、建設周期長而在總裝機比重中不斷下降。水、火裝機比重由1978年的三七分下降至1998年的二八分，非化石能源裝機比重出現顯著下降。 2002年隨著“廠網分開”，五大發電集團成立，電源建設升溫，雖然“九五”規劃明確提出了“加強電源結構調整”的要求，但發電企業“跑馬圈地”式的過熱競爭，反而促使了火電裝機占比于2006年達到77.7%的峰值。之后，由于政策鼓勵、補貼優惠刺激，風電裝機連續4年翻番，太陽能裝機超高速增長，截至2017年底，裝機年均增速分別達到52.2%和107.2%（數據來源：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電力工業統計資料提要）。電源產能過剩的端倪早已出現并一直持續至今。 2014年財經小組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要大力推進煤炭清潔利用。2017年，火電裝機占比為62.2%，發電量占比達到70.9%。我國發電用煤占煤炭總消費量比重約為52%，顯著低于發達國家的80%~90%，發電用煤比例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當前，我國煤電在發電煤耗、主要污染物排放等方面已處于世界前列，部分指標已接近燃氣機組。 電源結構必須有序調整，其中，“有序”不是人為調整的過多介入，而是明晰輕重緩急的恰當把握，尤其煤電的清潔化發展，這是我國推進電力供給側改革的“正餐”和“主食”，是由歷史的階段性和進化性特點決定的。能源供給革命的著力點還是在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 “必答題”和“大題目”。 三、制造能力顯著提升，技術差距逐步縮小，創新的艱巨和挑戰的嚴峻將日益凸顯 從改革開放后的發展歷程上看，電力行業快速發展的內在動力，成就了我國成為電力技術規模化應用的大國，但不無遺憾的是，我國仍不能被稱為電力技術強國，40年來，我國電力技術歷經了由成套設備引進到消化吸收，再到國產仿制，進而自主創新。以電源為例，通過從美國等國引進大容量亞臨界、超臨界火電機組，1992年，我國成功仿制的首臺超臨界60萬千瓦機組于上海石洞口二廠投產。通過引進法國技術，1994年，大亞灣核電廠全部建成投產，實現了對核電技術的成熟掌握。目前我國已具備了年產1億千瓦的電力裝備自造能力，在大容量火力發電機組、世界大容量的水電裝備、以“華龍一號”為代表的第三代核電技術等電力裝機方面實現自主化。而電網方面，1978年，我國電網的高電壓等級僅為330千伏，通過全套購買國外的設備和技術，1981年，我國建成了條500千伏交流輸電線路———平武線，解決了武漢鋼鐵廠一米七軋機的電力穩定問題。通過吸收，1984年建成了條自行設計、建造的元錦遼海500千伏交流輸電線路。1989年，通過購買ABB公司設備及技術，中國條±500千伏直流輸電線路———葛滬直流建成投入使用。2009年，我國首條直流特高壓和交流特高壓工程投運。截至2017年，依托特高壓技術已建成西電東送工程19項，輸送能力達到13360萬千瓦，累計輸送電量約1.2萬億千瓦時。時間過去了近40年，也是電力的技術積累與創新的過程。隨著信息通信系統與物理電網高度交互融合，我國電力技術還要逐步向高度智能化的信息物理電網發展。 從自身縱向比較的結果來看，我國電力技術水平有了長足進步和顯著提高，但我們已處在國際化比較競爭的格局中，電力行業要爭這口氣，就需保持追趕超越的奮斗精神。因為與世界電力科技強國相比，我國在原創性、前瞻性科技創新方面依然存在較大劣勢。雖然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短時期內快速提高了我國的電力設備制造能力，但換不來創新，缺乏競爭力的科研機制體制造成技術進步動力不足，在核心技術、關鍵設備及重要材料上仍存在著嚴重依賴進口的短板，三代核電、新能源等領域關鍵技術長期以引進消化吸收為主，燃氣輪機及高溫材料技術裝備等長期落后。在電力行業快速規模化擴張的進程中，電力設備的國產化水平本該取得更大的成就，沒有完全實現應得的結果，需要反思。能源革命不是關門革命，是體現技術競爭的硬碰硬，要用實力說話。這因慘痛教訓而獲得的經驗彌足珍貴，必須貫徹下去，堅持到底。 四、體制改革穩步推進，市場化進程初見成效，“硬骨頭”和“涉險灘”無法回避 新中國成立后，電力短缺導致“窮則思變，變則通”。起初，我國電力投資主要依靠財政投資，投資來源相對單一，資金短缺，電力供需矛盾不斷凸顯。改革開放后，自1981年開始，集資辦電模式在全國范圍迅速推廣，法國、日本等外國資本和民間資本紛紛加入我國電力投資領域，拓寬了投資渠道，促進了電力尤其是電源的發展。同一時期，電價改革的開展進一步吸引了社會投資，保證了電源建設的可持續性。由此，電力生產關系一直處在調整和適應中。 電力體制改革可以大體概括為投融資體制改革、政企分開、廠網分開以及配售分開四個階段，尤其配售分離通過經營性電價、售電和增量配電業務的放開，一石激起千層浪。隨著在2015年中共發布《關于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至今，我國省級電網輸配電價核定實現除西藏外的全覆蓋，中長期電力市場化交易局面基本形成，集中競價、邊際出清機制廣泛應用，電力現貨市場建設試點相繼啟動，電力體制改革逐步邁入深水區和攻堅區。毫無疑問，40年來的電力行業并非僅有發展的主題，發展的內涵無一不被改革貫穿。電力體制正處在不斷走向競爭和市場化的探索中，雖然市場在資源配置領域逐漸取得決定性地位尚需過程，但這一方向已不存在任何變數。 當下，電力體制改革的已由曾經的緩解電力匱乏，逐漸向提升電力服務質量、推進電力生產清潔化和電價水平合理化等方面轉移。但“硬骨頭”和“涉險灘”的改革挑戰也無法回避，能源革命將助力于此，特別是能源全局性的改革作用于電力行業未必盡在預料中，其影響仍需進一步觀察。而矛盾的逐步積累和改革節奏難以把握，導致很多問題尚未得到及時解決。以能源革命透視我國電力行業，依然需要體制改革紅利的釋放，以增強全行業的發展活力，逐步消除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滯后響應。 歷經40年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建立起比較完備的電力工業體系，不僅成為能源革命的重要基礎，其歷史也成為能源革命新未來的壯麗序幕。能源智庫要做思想先鋒，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對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加以深刻地總結，開列出“問題清單”和“行動指南”，譜寫中國能源事業新篇章。